郁达夫的忧郁情结
郁达伕，这个名字仿佛暗示这将是一个一生忧郁的人。
曾经有人说，西湖是忧愁的，在烟雨朦朧的江南，它就像神女遗落在人间的一颗眼泪，在它身边的人多半也遗传了忧郁的性格，张岱、林和靖、戴望舒、吴昌硕、还有郁达伕，这一串名字如同一声叹息，透过深秋的槐影，在薄薄的纸页诗牋上划下了耐人寻味的省略号。听惯了茶楼上的浅吟低唱，十指拨动的琵琶弦，弹出的是人生无休止的伤痛，於是西湖上飘荡着一层淡淡的忧伤，那垂柳，那睡莲，那湖水，那水里的鱼，都染上了这种色调。
很多人喜欢杭州，因为它有一颗眼泪，在翠山之间纯如琥珀，历代的文人墨客如闻到花香的蜜蜂在嫵媚的山与温柔的水边留下了佳作，同时许多人把它当作隐居的最佳场所，如林和靖就在孤山上过起了“梅妻鹤子”的半隐士的低调生活。去年金秋，和友人前往满陇桂雨赏桂，经过西湖的时候，忽然想起了郁达伕这个忧郁的文人，郁达伕，他的一生都沉浸在秋天“撩人的桂花香气”中。他对西湖有著一份难捨的情结，著名的风雨茅庐，如今仍位于杭州大学路场官弄63号，那是1933年4月郁达伕為暂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从上海举家移居杭州时购置的寓所。
郁达夫在杭州没有过过隐居的生活，这位文弱的书生还经常在《东南日报》副刊发表杂文，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竟是铁骨錚錚。1905年，生於杭州的王映霞与他结婚，在当时可称得上是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然而一切太顺利了似乎也暗示着不幸的开始，就像白娘子不能与许仙廝守一生，在金山一别便分道扬鑣，几年之后，王映霞和郁达伕平静地结束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郁达夫一直在与自己的灵魂对话中活着，这是个痛苦的活法，自己对自己述说人生的机遇，活下去的理由，以及人生来就要面对的生老病死和不得不遵循的伦理道德。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想的过多是一种折磨，想的越透彻就越难受，哪天会怀疑人生意义，忽然觉得活着如同苟延残喘。
郁达夫的忧鬱情结与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唐的李后主就因为女人，他的人生才有春花秋月难以割捨的情怀，雕栏玉砌下美人玉颜改，君之愁，恰似那一江的春水无情地向东流去，直到花落草衰珠沉玉碎。面对女人，郁达伕很頽废，这种頽废是爱的飢渴，爱的冷漠，爱的贫困;面对文字，他就犹如灌海的渔夫，倒下去的是苦水，得到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愁海。郁达伕这个性情中的文人——一身的氤氲、无限的惆悵“不是尊前爱惜身，佯装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他的一生有过三个妻子：孙荃、王映霞、以及土生华侨姑娘何丽友。三个女人三段水一样的婚姻，泛起的是点点滴滴的朝露暮水，这些水珠几乎覆盖了郁达夫复杂的情感态度。婚姻是一潭水，看上去很美，但却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微风徐来，打碎的是原本平静的水面，柔和的外表破碎了，剩下的是一条条不断向外扩散的涟漪，坚守爱情的人也会随着那水纹在不安中渴望一种新的开始。郁达夫不是贾宝玉，永远不会明白女人是怎么囘事，不会有“茜纱窗下我本多情，黄土陇中卿何薄命”的咏叹，他喜欢女人，但不知道如何让一个女人会死心塌地喜欢他，他不理解女人的思想，这是他情感悲剧再三发生的原因之一。
女人可以成就一个男人，无论她对他来说是痛苦还是幸福。从古到今，多少文人的作品中都提到了女人，没有女人就等於一样物体失去了重心，失去了色彩。男人们偏好“色”的感觉，不仅是需要，而且还抱着欣赏的态度，并且把玩这种感觉——沉醉于青楼楚舘的柳永，迷恋于脂粉娇娃的唐寅。“爱江山更爱美人”黄卷青灯，红袖添香，是一个文人梦寐以求的红尘境界。
高中的时候看过郁达夫的文章，第一映像是这个男人喜欢抱着一件他暗恋的女人的睡衣做爱。对他的自说自话的表演有种强烈的反感，我觉得自己永远进不了他的世界，直到后来高中课本上出现了一篇他写的《故都的秋》才渐渐地对他有了好感。
他的那种神秘而又淡淡的忧伤，像一场无法抵抗的瘟疫席卷了他的读者。受他影响的人如同“少年不识愁滋味，為赋新词强说愁”用那种少年老成的语气悲天悲地写着自己的花样年华。《故都的秋》看得让人有种莫名的伤神，“半开、半醉”的秋天比任何时候的秋天都深沉，他总是赋予他的文章一幅哀愁的模样，用女人的笔调细腻而敏感地去写。想起《红楼梦》里林黛玉那种多愁善感的性格，睹物触情写下的《秋窗风雨夕》“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屏移泪主。”
中国的文人身上的酸味，像是经歷了千年的发酵期，或深或浅都有些忧鬱症。仿佛生下来就来嘮刀这个世界，他们採取的形式是无声的，喜欢用笔发洩自己的鬱闷心理。郁达伕的身上有着古典的頽废主义精神，沿袭了歷代儒生们的那股酸劲。於是忧鬱和頽废在他的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这是一种孤独的舞者的内心呐喊，现实的不如意，在文字里纠结成幻灭和死亡，我仿佛看到了中国五千年的鬱闷借他之口吐露出来。可惜他这种与世不入的人儅不了悠閒的隐士，这将注定他悲剧的一生，这是时代的悲剧。如果说他可以放开一切，学个严子陵不问世事，垂钓寒江，倒也不会时时刻刻紧皱着眉头，只不过这样在远离了隐士时代那么多年的中国活着，以他的性格确是比死还难受。所以他做不了隐士，过不了闲云野鹤的日子，与他朝夕相伴的不是“梅妻鹤子”，而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苦闷情绪。
1945年，本该是个欢庆的一年，但是他看不到欢庆，日本投降后他在新加坡遇害，享年49岁。他短暂的一生像一首诗，无风却飃起了漫天的飞花，看似花确是眼泪，也无人惜从教坠，縈损柔肠，点点惆悵，人生无常。
人去了，花香也随着生命而飘散了。
